古人旅游那些事儿

　　十一国庆假期过完了，许多人选择外出游玩度小长假，可见，出门旅游已经成为一种休闲新时尚，但是国人爱玩之心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至少早在先秦时期，国人就有了颇具规模的出游活动。虽然当时的出游无论在目的、规模、形式，还是参与者方面都和今天的“旅游”有不少差别，但追求放松休闲，舒缓心情等方面却有着共通之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浪漫，是古人、今人共有的心灵体验。那么古人喜欢到哪些地方玩？热衷于哪些“旅游产品”？出游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呢？

　　古代文字中，很早就有“观光”一词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旅游”一词，常有着一种游离故土的感伤甚至哀愁。这在字义上是由于与“旅”的搭配使“旅游”有了漂泊之感。而从民族文化的深度探析，在农耕经济和宗法制度下，中国人特别重视乡土观念和血亲关系，一旦“失其本居”(旅)而游于外，便难免有思乡之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旅游文化观念才逐渐改变。

　　依据古代神话传说，可以推测在遥远的远古时代，人类就已开始了最早的“旅游”活动。所以中国古代文字中很早就出现了“观光”“旅游”等词语。经过商代与西周，舟船、车辆、道路、旅馆、饮食等旅游与旅行所需要的条件都已较为完备。可以推测，当时人们的旅游和旅行活动已相当频繁。旅行者的足迹远达现在的甘肃、内蒙古和新疆，还开始了广泛的航海旅行。

　　三皇五帝都曾环游四方

　　旅游文化学者郑焱认为，《周易·观卦》中就有“观国之光”的词语，这就是后来“观光”一词的由来，其实就是旅游的意思。南北朝时，著名的梁朝诗人沈约在题为《悲哉行》的诗中写道：“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这是迄今所知“旅游”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早的记载。到了唐代，随着社会旅游活动的蓬勃发展，“旅游”一词开始被大量运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观光”还是“旅游”，从出现之初，意思就和今天很像了。

　　中国古代旅游大咖当中，早期最出名的代表应该是周穆王。据古典名著《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乘着“八骏之乘”，跑到今天的西域与神秘的西王母会面。两人歌舞唱和的场景，后来成为很多民间艺术中的题材。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欲肆其心，周游天下”，一昼夜能跑万里。周穆王在昆仑山上游览了黄帝的行宫，在日落之处的崦嵫山上会见了西王母，向她赠送了白圭、玄璧及彩色丝绦等珍贵礼物。据说周穆王游经河西、新疆一带时，还沿途狩猎，并把带去的铜器、丝绸、黄牛、贝币等礼物送给了西北的氏族部落，而这些部落则都以马、羊、兽皮相送。这说明西北地区很早的时候就和内地有交往了。

　　但周穆王远不是最早远游的帝王。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曾“作舟车以济不能，旁行天下”，他经常外出旅行，因而他一生没有固定的居住地，先后到过南方的衡山、北方的恒山、东边的大海和西边的沙漠。中国各地都有他的传说，比如昆仑山上的行宫，离行宫800里的悬圃，青要之山上的神秘植物，掉进赤水河里的宝珠，在海边得到的神兽白泽等等。颛顼也曾东达海岛，西至陇西，南抵交州，北至幽州，足迹遍及四方。后来的尧、舜、禹都曾巡游过四方。

　　帝王巡游，一种新的旅游形式

　　以上诸位帝王的远游活动中，除了周穆王的“旅游”程度较重之外，其他的大多可以视为工作考察类似的活动，当然可以推测，其中应当也包含一定程度的娱乐、休闲的内容。而到了秦代，一种新的旅游形式诞生——帝王巡游。

　　秦始皇应该是第一位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巡游”的帝王。公元前221年，他统一中国后，10年之间(公元前220年-公元前210年)出游5次：公元前220年，他从咸阳出发，沿渭河河谷抵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后北行经径水上的北地(今甘肃庆阳)返回；公元前219年，他东行到山东邹县的峰山刻石记功，登泰山祭祀封禅，到烟台，沿渤海向东到成山头，向南到琅琊郡(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又南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在泅水寻觅周朝九鼎，后南行过淮河到衡山，由汉水经南阳返回；公元前218年，他又向东游历，经河南、山东到琅琊(今琅琊山)，沿漳水从上党返回；公元前215年，他巡游河北，直抵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公元前210年，他出武关，沿汉水南下到湖北云梦，乘船顺长江东渡到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又到钱塘(今浙江杭州)，再渡江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祭大禹墓，后又北上琅琊等地游历。

　　汉武帝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大旅行家之一。他七登泰山，六出萧关，北抵崆峒(今甘肃平凉)，南达浔阳(今江西九江)，许多名山大川都有他的行迹。他于公元前110年冬带兵18万，北上甘泉宫、上群、西河、五原(今内蒙古东胜、包头一带)，旌旗飘扬，浩浩荡荡。他出长城，登单于台，威镇匈奴，又回陕西祭黄帝陵，到华山祈祷；再东行至嵩山，敬礼于太室。公元前119年，他封禅泰山，至东海求仙，又北抵碣石、辽西，再由九原返回，行程9000公里。此行是中国古代帝王巡游的一次壮举。公元前106年，他经由盛唐(今安徽安庆)向湖南九盛山拜虞舜，到潜山登天柱山，又从浔阳乘船沿江顺流而下，向极阳行驶，其船首尾相接，不绝千里，再由陆路北行，直抵山东琅琊海岸后归。秦皇汉武，显赫一世。两者巡游，也颇相似。与秦始皇比，汉武帝巡游的路程之遥，地方之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隋炀帝扬州观琼花，清康熙、乾隆下江南等都是尽人皆知的帝王巡游的典型事例。

　　专家和文人出游，描绘出独有的精彩

　　与帝王不同，古代专业人士的旅游带有更多个性化色彩。凿通西域的张骞，著作《史记》的司马迁，七下西洋的郑和，西行求法的法显、玄奘，南下南洋的义净，东渡日本的鉴真，遍查中国水道形势的郦道元等都是以专业身份而壮游天下的伟大人物。明代地理学的“双壁”徐霞客和王士性，更是将“深度游”的内涵发掘得淋漓尽致。

　　要说古代旅游大咖，怎样也绕不过李白。他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过湖南、江苏、湖北、河南、山西、山东、浙江、陕西等地。学者郑本法评价，“他那感情热烈、想象丰富、语言清新而又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篇，是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真实写照。旅行游览为他提供了题材、意境和灵感，他为祖国留下了脍炙人口、动人心弦的诗歌遗产。可以说，没有壮彩奇情的旅游，就没有他那些伟大的诗篇。”

　　另一位潇洒得仙人一般的伟大旅行家，是苏东坡。由于政治斗争的纷扰，他不断地遭到贬抑，而且越贬越远，越贬越偏。他自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这种情境的真实写照。然而他在伴随自己半生的艰难时世中，却活出了他人无法想象的精彩。没有黄州，就没有《黄州寒食帖》，也没有《念奴娇·赤壁》和前后《赤壁赋》；没有惠州，就不会有“罗浮山下四时春”。

　　此外，屈原、王维、杜甫、李清照、陆游、李时珍等都是中国古代社会著名文人，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壮举，都有不朽作品传世。没有这些专业人士和文人们的旅行，中国古代的文学园地会减少多少光彩？

　　古人旅游还需要出游身份

　　对于今天的人来讲，出门旅游不算什么难事，高铁地铁大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过对于“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古人来讲，想出门旅行可没那么容易。

　　先不说是否有钱有闲，古人旅游的第一道障碍首先是身份限制。也就是说，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说走就走、上路旅行的。

　　自春秋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就开始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以保证税收(主要是征粮)和抓丁，到秦国时这一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了。自商鞅的保甲连坐法起，普通民众就没有了随意迁徙的权利。不经许可随意离开住地的民众，被认为是脱籍，是严重的大罪。

　　想迁徙也可以，不过要审批。没有服劳役、兵役或徭役，也没有罪案在身，而且已缴纳赋税，才能办迁徙手续。要是想为了赶个集静悄悄离开一两周，那是不可能被允许的。

　　士子的情况稍有不同。先秦士子要跑路，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游学。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先秦士子之所以能被称为“士子”，是因为他们多少都有一些贵族传承，不是普通平民。身为贵族，他们不用服役，也有一定的刑罚豁免权，显然他们的人身自由相对多一些。但是他们的往来也需要严格的登记制度，持符为凭据，出入关都需要造册记录。

　　事实上后世多少有些类似的情况。读书人的赶考和游历都比平民要容易很多。读书人是其中的特权阶层，一旦成了生员，那么享有的特权远多于平民。当然，徐霞客先生的情况比较特别，不在此列。

　　有了出游身份，如何行脚呢？

　　有钱的，可以雇个马车或买马，没钱的，就只能走路了。有些人还可能以权谋私，就是利用官府的驿站提供一些食宿上的支持，注意：这是靠关系，不是严格合法的途径。

　　也有坐船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即为明证。当然，也有像乾隆那样大张旗鼓坐船下江南的，只是这架势不是我等草民能享用的。

　　饮食方面，除了靠客栈打火，还有路菜。清朝尤其流行各类奶油小果子，以及可以长保不腐坏的便利食品。

　　各类客栈、驿馆，就是为行旅服务的，还孕育了那句伟大台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

　　不过比起今天的“到此一游”，古人旅游倒是留下了不少佳话。

　　像东晋的王子猷，在山阴的时候，夜里忽然想起在剡溪的好朋友戴逵，于是连夜去访，乘舟一夜而至，到了朋友家门却掉头返回。别人问他，他说，我乘兴而来，今兴尽而返回，有何不可？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常乘鹿车，携酒出游，使人荷锸相随，曰“死便埋我”。李贺也有类似经历，偶有所得，即投入随行的锦囊中。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见，古人是把旅游与读书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的，把旅游也当作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

　　郦道元为了写《水经注》，先后两次随北魏孝文帝出游，历时两年，行程万里，不仅考察了沿途的山山水水，所到之处还拜访许多耆老宿绅，参观许多历史遗迹，使他大开眼界，头脑里充实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新鲜材料，为他日后撰写《水经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霞客若不是游遍中国，哪有洋洋60万言的《徐霞客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