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面放开二孩 生育高峰或2017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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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媒体曾统计，江西、浙江、天津、北京等17个省、市、自治区明确规定，在政策落地之前“抢生”单独二孩者属违法，仍需按规定进行罚款。而安徽省的政策相对比较灵活，若单独二孩在政策过渡期内，即在2013年11月12日至2014年1月23日安徽修改计生条例之间出生，单独家庭只需按规定补办《生育证》即可。 对此，国家卫计委曾在答复地方时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后，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或地方条例修订公布前，单独夫妇违法再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立足于批评教育，原则上不作实质性处理。 焦点4 社会资源能否应对? 将加强妇幼健康、幼儿园等公共服务供给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我国现有的医院床位、幼儿园等是否能应对? 多位专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源足以应对政策调整后的生育形势，无需担心这一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称，我国曾经有年新增人口超过2900多万人的历史。全面放开二孩后，每年也就多出生几百万新生儿，并不会导致医院紧张和学校的紧张。当下出现的幼儿园不足、产房不足等现象，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比如大家都挤到一线大城市了。 不过，人口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北上广等大城市目前有相应的人口调控目标，在生孩子的产房和床位等数量上没有大的问题。但特大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会变得非常稀缺。 昨日，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对外表示，下一步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政策的衔接。要加强生殖健康、妇幼健康、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人口专家、国务院参事马力也称，如今不只是北上广，各省的医院都在积极采取措施承接即将出现的生育小高峰，很多地方都在积极准备床位和多种资源等措施。 与此同时，由于养育子女的成本提升及生育观念的改变，普遍的生育意愿已降低。对此，多位专家呼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生二胎。 马力认为，由于目前社会上的生育意愿不是非常强烈，政府应该制定鼓励政策，如原来的9年义务教育可以调整为12年。教育成本下降使得抚养成本大幅度下降，而12年的义务教育也使得孩子的素质进一步提高，这也决定了劳动生产力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北京落地 北京卫计委 基层助产能力不会有太大压力 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对此，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将严格根据中央政策修订地方法律法规，并在卫生系统能力范围内创造最好的条件。 针对北京各医院床位的情况，他表示，北京基层的助产能力并不会有太大压力，“全市妇产科、产科应对需求没有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某一个具体的单位会出现特殊情况”。 被问及放开“二孩”，会不会在北京带来生育高峰?该负责人认为，生育压力存在，“但从单独二孩的情况来看，市民会理性掌握机会。” 北京市卫计委近日公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北京市“单独二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53034例和48392例。自去年2月21日北京市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单独二孩”申请数今年已呈稳步上升趋势，相对去年不足3万人的申请数相比有所提升。 根据对已办证育龄妇女年龄段的分析统计结果，31岁至35岁占比最高，共27435例，占总办证数的56.69%。其次为26至30岁，共11437例，占比23.64%。此外，36至40岁为8334例，为7.22%。 -释疑 放开二孩后哪些政策会调整 全面放开二孩系我国人口计生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那么与人口计生政策相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以及“一票否决制”、社会抚养费等政策规定，会不会有所调整呢?新京报记者昨日采访了有关专家。 “计生法”与全面二孩不矛盾 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全面放开二孩后，上述法律规定是否需要修改?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五中全会提出的是“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子女”，从法理层面考虑，二者并不矛盾，不存在修法的紧迫性。不过，从法律的严谨性考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确定的是国家计生政策的总原则，仍有写入“普遍二胎”的必要。 “计生一票否决制”不会取消 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后，湖南省常德市于1982年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并取得了较好成效。随后，“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在全国推行。 全面放开二孩后，“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是否应该取消? 梁中堂对新京报记者说，五中全会虽然提出“普遍二胎”，可同时强调“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仍旧是基本国策，这一点没有变。改变的只是允许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在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的这个前提下，‘一票否决制’不会取消”。 三中全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求是杂志撰文提出：中国依然要严格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巩固和加强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确保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切实维护计划生育政策的严肃性”。 社会抚养费应继续征收 近年来，社会抚养费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2014年11月，国务院就《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再度引发社会抚养费的存废之争，有人认为社会抚养费屡次发生违法征收、截留挪用资金等问题，应该取消;也有人认为应该通过立法完善。 此番五中全会提出“普遍二胎”后，社会抚养费再次成为争论焦点。 梁中堂认为，目前仍不适宜取消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还是基本国策，实施‘普遍二胎’并不等同于普遍放开，所以生育权仍旧受到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超生行为必须有强制性处罚措施，以维护国策的严肃性”。 只生一孩应仍享受奖励 自1982年开始，我国对独生子女家庭实施奖励政策——每月5元独生子女费。三中全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这一奖励政策成为质疑焦点。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提交提案，建议提高独生子女费。随后有媒体报道，历经30多年，不少省份的独生子女费标准还停留在每月5元，许多年轻夫妇从未领过独生子女费，这笔钱去哪了? 五中全会提出“普遍二胎”后，独生子女费再次引发讨论：继续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是否还会享受到独生子女费奖励? 梁中堂对新京报记者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这个原则并没改变。只要继续执行计划生育国策，那么就应该有奖有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按照规定给予奖励。那么只要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就应该获得奖励。国家允许生育二胎，生育一胎的家庭并没有违反计生政策，今后理应继续享受奖励政策”。 A10版-A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李丹丹王姝信娜邓琦 新京报制图/高俊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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