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章程发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周烈上班刚打开电脑，就看到了教育部10月8日核准北大、清华等9所高校章程的消息，他感到很兴奋，赶紧把报道下载了仔细看。“我们高校总算有了自己的章程，有了自己的法律，以后工作就可以按章程来办了。”

　　其实，早在去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就获得教育部核准，成为首批发布学校章程的高校。但是此次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最高学府章程的发布还是让很多人充满期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谭五昌认为，北大、清华高校章程的发布能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意味着高校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是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

　　章程的新意和细节

　　北京大学章程显示，学校首次创设监察委员会。由校纪委委员代表、民主党派代表、教职工代表、学生代表组成。监察委员会对学校机构及人员具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处分权。

　　章程的创新还包括，北大对校务委员会进行重新定位，规定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咨询议事和监督机构，是社会参与学校治理的组织形式；学术委员会实行定额席位制，由选举产生的教授委员、学生委员以及校长与校长委派的委员组成。

　　清华的章程则规定学校可自主处理无形资产，校长不任学术委员会委员，捐资助学者可获荣誉职衔等。

　　也有人对细节提出疑义。现在有校务委员会，但是前不久教育部要求高校成立理事会，理事会的功能按理来说与校务委员会是差不多的，“两者关系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有了校务委员会就不必设理事会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说。

　　章程的发布是常识的回归

　　刚刚核准发布的章程，涉及到政校分开、去行政化等核心内容。教育部表示，除已经核准发布的32所高校章程外，其他15所985工程高校的章程都已经完成了核准程序，将在近期发布。接下来，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大力推动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的章程建设。

　　河北大学新闻专业研究生小刘认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迈向自主性的第一步，“自主权扩大是肯定的，因为这是制定章程的题中之意，但扩大到什么程度还有待章程的落实。”

　　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国家把章程丢了，现在是常识的回归。”

　　“大学再次找回章程算是找到了常态发展的方向，大学章程的发布算是摸到了现代大学的门槛。”储朝晖认为，走到这一步也仅是高校章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对于整个大学制度建设而言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依法治校并非水到渠成

　　在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邵鸿看来，高校制订颁布章程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并不等于说“依法治校”就水到渠成，自然实现。

　　他认为，其一，目前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是大学本身，章程虽须经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批准，但其对政府的约束力相当有限；其二，从目前颁布的学校章程来看，不少章程确实存在着文本较为原则空洞，制度规定因袭现实、缺少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举措的问题；其三，即使是文本相对理想的大学章程，如果学校管理者并无真正的决心和动力去切实加以落实，也很容易流于形式。

　　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依法办学，要有一个大的环境，学校与政府关系要厘得更清楚，还存在很多体制性障碍，应该尽快修改高等教育法。”

　　周烈认为，高校要去行政化要从政校分开开始，政府做政府的事情，高校做高校的事情。“如果上面有关职能部门不放权，高校怎么来行使这些自主权，恐怕还是一纸空文。需要社会，政府部门，媒体共同配合，促进章程条款落实。”周烈表示。

　　大学要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章程，必须通过立法程序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就高校章程问题多次发言，指出高校章程不应是“橡皮图章”。

　　在教育部核准北大、清华等高校章程的同时，深圳传来消息，我国第一部专项高校立法—《深圳大学条例》目前已完成起草工作，并拟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据介绍，此次立法就是要厘清政府在高校行政权力的边界。

　　与高校章程由教育部核准相比，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深圳大学的实践表示赞赏，“我国大学要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章程，必须通过立法程序。而且，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才能明确举办者和办学者的权责，推进学校内部明晰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关系。”

　　全国政协常委邵鸿表示，落实高校章程，不仅需要上上下下在思想上真正树立起依章治校的观念，需要上级行政部门的检查推动，更需要校内师生员工和社会的促进监督。“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实体和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应在大学章程的制订、审批和实施保障和监督方面发挥基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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